李仕春参加贸促系统长三角地区调解工作交流会并作专题分享

会场全景图

9月5日，贸促系统长三角地区调解工作交流会在浙江瑞安顺利召开。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聂文慧，浙江省贸促会会长陈建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温州市、瑞安市领导，以及来自上海、江苏、安徽、广东、重庆、福建、湖南、天津、河北、江西、云南等11个省市的贸促机构代表，全省贸促系统、法院、司法、高校的专家学者17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新时代商事调解协同发展展开深入探讨。会议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蔡晨风主持。

与会领导嘉宾合影

本次会议是在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国际商事纠纷类型日趋多元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区域协作会议。与会代表以“深化商事调解协同，赋能提质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主题，通过专题发言、经验交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及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建立更加高效、便企的长三角涉外纠纷解决新机制。

我院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仕春应邀参加会议，并围绕当前我国商事调解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及应对作专题分享，内容兼具实践深度与创新视角，得到了参会各方的高度评价。

李仕春在报告中认为，我国当前发展商事调解至少还存在以下十个困难和挑战：一是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边界不明确，人民调解过于泛化，一些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置与《宪法》《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的职能定位不完全符合。二是社会对于将调解作为独立解决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且调解收费的模式缺乏共识，“民商事纠纷找法院、人民调解不收费”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三是商事调解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大量商事调解机构依附于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民间商事调解组织规模小、影响力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竞争，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缺失。四是商事调解组织长期处于无序、盲目发展状态，缺乏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统一规划，各个调解组织各自为营，业务范围或重叠或空白，没有形成层级分明、分工合作的协作机制。五是商事调解的规范性不足，商事调解组织在调解方式、流程规则、收费标准、文书格式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模式和制度，调解公信力不强。六是商事调解组织案源严重不足，过于依赖法院。七是商事调解起步阶段自我供血能力不足，经费保障缺乏。八是商事调解专业化、职业化不够，现有商事调解人员专业素质不能完全胜任业务需求。九是法院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法院对标的额大的商事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的不多，律师往往成为商事调解中的最大阻力。十是信息化手段在商事调解案件流程和管理中应用不足，运用云平台调解、AI调解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针对当前我国商事调解发展面临的上述困难和挑战，李仕春提出了十条对策建议：一是人民调解回到《宪法》《人民调解法》的功能定位，将大量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即商事纠纷和复杂的民事纠纷交给商事调解，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二是推广北京多元调解促进会的成功做法，积极吸纳老法官、专业律师担任调解员，发挥其法律实践经验优势。三是采取有力有效举措，通过综治中心委派调解、法院立案委派调解、法院诉中委托调解解决基本的案源问题，同时扩大调解的范围，不拘泥于商事范畴的案件，探索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进驻法院开展调解的模式。四是在强调调审对接的同时，注重调解与仲裁和公证的对接。实践中，当事人选择调解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快速、便捷，当调解失败时，转入仲裁程序比转入法院诉讼程序更便捷、高效。五是充分发挥律师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建议协调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制定“律师代理案件促进诉外和解、调解的收费标准”，将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案件由过去的导入法院转变为导入调解组织。六是坚持商事调解组织作为非营利法人组织的机构性质基本定位，破除非营利法人=排斥市场化的错误认知，推进适度市场化，同时可在自贸区或者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进行公司化试点，更好与外国国际商事调解组织竞争。七是经费保障和税收政策上的支持，地方政府在商事调解组织发展前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同时对公益性非盈利的调解组织在税后上实行优惠政策。八是积极推进调解前置程序立法，可以全国人大授权的方式，选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条件比较成熟、需求比较迫切的法院开展试点工作，同时推行在部分商事格式合同中把商事调解确定为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先选项。九是进一步完善调解员培训、考评和资格准入制度，从国家层面对培训、考核和资格准入条件作出基本的规范，支持鼓励先行地区由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行业协会和部分高校，承担起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员培训、考核和资格准入制度的建设与实施工作。十是推动信息化建设，建设法院委托调解信息管理系统，集在线调解、在线立案、在线司法确认、在线审判、电子督促程序、电子送达等为一体的纠纷解决信息平台，实现纠纷解决的案件预判、信息共享、资源整合、数据分析等功能，促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化发展。